“专利子弹”为何一再出膛？——傅里叶IPO期间的诉讼纠纷

2026-03-27 22:00

2026年3月，半导体行业再度上演了一场精准的“专利狙击”。3月15日，傅里叶半导体刚刚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，艾为电子短时间将其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，案由为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艾为电子在2021年科创板IPO关键期，惨遭芯海科技专利侵权诉讼+ 监管举报双重狙击，凭借专利无效和反诉商业诋毁双胜诉逆势上市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身为音频芯片赛道龙头，艾为电子出手发难傅里叶半导体。

傅里叶案的爆发，再次将IPO期间专利诉讼推向舆论风口。而艾为电子的诉状也为案件增添了戏剧性。

本文提出两项核心观点，阐述IPO期间专利诉讼可考虑的解决方向。

（案件将于4月27日开庭，本文内容不判断傅里叶案是否属于恶意诉讼）

规制现状：从灵鸽案到司法解释

艾为电子在傅里叶半导体上市前夕提起专利诉讼，时机敏感、针对性强，已对其IPO 进程构成实质性压力。该案是否构成恶意诉讼，尚有待司法机关最终判定。

但毋庸讳言，作为资本市场与半导体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，上市窗口期的专利诉讼，早已超出单纯知识产权维权范畴，更多成为竞争对手制衡融资节奏、冲击投资者信心、争夺行业话语权的商业博弈手段。

尤其对于IPO 恶意诉讼行为，我国司法实践已逐步形成较为成熟的规制规则与裁判经验，其中最具标杆意义的，便是无锡灵鸽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 “灵鸽公司”）涉恶意诉讼案。

竞争对手提起专利侵权诉讼，索赔金额精准设定为2300万元，触发信息披露规则，导致上市审核被迫中止。

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，并判令原告赔偿灵鸽公司合理开支40万元、公开消除影响。摆脱恶意诉讼困扰后，灵鸽公司成功在北交所上市。

灵鸽案入选了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十年典型案例。然而，冷静审视这一判决，40万元的赔偿与灵鸽公司因上市被迫中止所遭受：融资成本增加、商业机会错失、上市窗口期延误等损失完全不成比例。

40万元仅覆盖了部分直接维权开支（律师费、诉讼费等），而间接损失，则完全未能得到填补。

灵鸽案中，诉讼发生在上市申请受理后10余天；

宇树科技案中，原告受让专利仅5天即起诉;

傅里叶案中，诉讼发生在聆讯当日。

IPO节点诉讼已经成为行业内潜规则。

司法动向：征求意见稿与“审慎谦抑”原则

事实上，司法层面早已高度关注IPO期间恶意诉讼问题。2025年1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三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其中第25条第2款第3项列明“明显缺乏法律或者事实依据，故意在他人股权融资、首次公开募股、增发股票、商业并购、参与投标等重要时点，通过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拖延、影响上述程序的”为恶意提起侵犯专利权诉讼的考量因素。

这份征求意见稿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：司法层面正在试图对IPO等关键商业节点上的“专利狙击”行为进行规制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最高法在规范IPO期间诉讼的同时，亦强调恶意诉讼认定的“审慎与谦抑”原则。在2025年11月发布的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加强诚信建设治理恶意诉讼工作纪实》及典型案例中，最高法明确：不能简单以诉讼的不利结果推定起诉人具有恶意，更不能将“上市期起诉”或“起诉后撤诉”直接等同于恶意。

填平原则的失灵

灵鸽案中40万元的赔偿，鲜明地揭示了现行制度在IPO恶意诉讼规制上的不足。对于一家因恶意诉讼被迫中止上市进程的科创企业而言，上市失败所造成的损失远非40万元所能覆盖：

上市窗口期的错失：资本市场窗口期稍纵即逝，一旦错过，可能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；

融资成本的增加：IPO中止意味着预期融资落空，企业不得不转向更高成本的融资渠道；

商誉的贬损：重大未决诉讼对品牌声誉的负面影响，难以用金钱衡量；

商业机会的丧失：投资者信心的动摇可能导致客户流失、合作伙伴犹豫、员工流失等连锁反应。

现行填平原则下，恶意诉讼人的违法成本远低于其行为造成的损害。当“成本—收益”分析指向“诉讼有利可图”时，恶意诉讼便成为理性的商业策略。

“高额惩罚性赔偿”的正当性与可行性

对于发生在IPO、股权融资、商业并购等关键窗口期的恶意诉讼，是否应当设置特定的“高价惩罚性赔偿”，以形成有效威慑？

第一，危害程度的特殊性。IPO是企业发展的关键窗口，恶意诉讼可能直接导致上市失败、融资夭折、商业机会丧失，其损害远超普通恶意诉讼。现行填平原则下的赔偿难以覆盖被告的实际损失，更难以形成有效威慑。

第二，政策导向的支持。《民法典》第132条确立的“禁止权利滥用原则”、第179条规定的“惩罚性赔偿”（在知识产权领域已有先例），以及《民事诉讼法》第13条规定的“诚实信用原则”，共同构成加重赔偿的法理基础。在IPO这一特殊场景下，应当充分运用裁量空间实现个案正义。

第三，威慑的必要性。基本规律是，当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收益时，法律才能产生有效威慑。在IPO恶意诉讼领域，现行制度下的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，这正是行业“潜规则”得以持续的根本原因。引入惩罚性赔偿，将恶意诉讼的成本内部化，方能打破这一困局。

IPO期间诉讼的攻击属性

从类案和基本的商业思维出发，IPO期间的诉讼行为基本上都带有浓厚的商业攻击色彩。

这种攻击性体现在三个可能并行的维度：

时机选择的精准性：诉讼往往发生在目标企业上市审核的关键窗口期——从证监会备案、通过聆讯到路演定价，每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被狙击的时点；

索赔金额的刻意性：恶意诉讼人精心设计索赔金额，使之刚好触发信息披露规则，迫使目标企业不得不中止上市审核；

权利基础的薄弱性：原告多持“不具备创造性”的专利起诉，甚至隐瞒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，利用司法程序本身作为施压工具。

寒蝉效应的考量

然而，IPO期间诉讼的攻击属性，并不意味着所有此类诉讼都应被推定为恶意诉讼。最高法确立的“审慎与谦抑”原则，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辩证回应。

如果将IPO期间的所有诉讼都推定为恶意，反而会产生“反向寒蝉效应”——拟上市企业可能利用这一规则，反向主张任何对其起诉的行为都是恶意诉讼，从而恐吓专利权人不敢正当维权。更严重的后果是，被侵权方会因忌惮被反诉恶意而不敢在IPO期间起诉，变相鼓励企业在上市前大肆侵权。

最高法明确指出：“不能简单以诉讼的不利结果推定起诉人具有恶意。”“任何诉讼都存在败诉风险，不能苛求当事人起诉之初就确保胜诉。”这一表述的核心逻辑在于：诉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，不能因为诉讼发生在IPO期间就当然地剥夺或限制。

因此，IPO期间的诉讼不能“一刀切”地认定为恶意，而应当坚持“审慎与谦抑”原则，在个案中审慎甄别。

IPO时点应强化恶意推定

IPO时点本身不应作为认定恶意的充分条件，但是否可以且应当作为“强化恶意推定”的重要考量因素？

当诉讼依据存在疑问时，IPO时点的存在可以强化法院对恶意的内心确信。

这一思路的核心在于：将IPO时点从“独立的恶意认定标准”转化为“恶意推定的强化因素”。具体而言，除时间、索赔金额以及权利基础明显薄弱等因素外，以下三类“模糊地带”情形，应当考虑纳入恶意诉讼认定范围：

第一类：行业潜规则型。如长期存在“专利蟑螂”通过诉讼牟利的行业，诉讼行为本身具有模式化特征。

第二类：行业灰色地带型。如技术方案处于现有技术与专利保护边界的模糊区域，原告明知其专利稳定性存疑仍起诉。

第三类：怠于维权型。原告在诉前长期知晓相关侵权信息（如双方早有接触、曾发函沟通），却从未采取行动，偏偏在IPO关键节点突然起诉。这种“长期沉默，择时发难”的行为模式，本身就是恶意的重要证据。

这一分类规制思路，既避免了伤害正当维权，又能精准打击那些“借维权之名、行干扰之实”的恶意行为。其法律逻辑在于：当诉讼依据本身处于“灰色地带”时，IPO时点的存在恰恰证明了原告的“主观故意”——原告并非为了制止侵权，而是为了阻碍上市。

回到傅里叶案。截至本文成稿，该案尚未开庭审理，诉讼走向仍是未知数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这起案件都将成为观察我国IPO诉讼规制演变的重要窗口。

从灵鸽案40万元赔偿的“填平”式救济，到征求意见稿明确将IPO时点列为恶意诉讼考量因素，再到宇树科技案中最高法对“精心算计、反复无常”的严厉谴责，司法态度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。

专利可以是筹码，但诉讼不能失去边界。要让专利回归其保护发展创新的根本意义，而并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存在的商业攻击手段而合理化。